5月9日，民众在日本东京街头 *** ，反对举办东京奥运会。日本《读卖新闻》报5月7日至9日进行的全国舆论调查显示，59%的受访者认为应“取消”东京奥运会，23%表示应“无观众举办”，16%认为应“限制观众人数”。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综合编译?袁?野

　　对主办奥运会的城市来说，成功举办奥运会，关键之一是有一支志愿者大军。搬运瓶装水、驾驶大巴车、为运动员当翻译、在颁奖仪式上递送奖牌……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职责都需要志愿者来履行。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报道，今年夏天，推迟了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如果能如期举办，大约7.8万名志愿者将承担一项特殊职责：防止新冠病毒传播。

　　使命艰巨，而志愿者能依靠的只有几个布质口罩、一瓶消毒液，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的忠告。日本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进展缓慢，且优先为老年人接种，这意味着，以中青年为主的志愿者需要等很长时间。

　　“我不知道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保护自己）。”40岁的律师助理香里弥亚希子对《大西洋月刊》说，她报名成为口译志愿者，但东京奥组委“还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会采取什么措施保证我们的安全”。

　　志愿者：“我真的看到了超级传播的风险”

　　《大西洋月刊》称，当组织者绞尽脑汁向全世界保证，东京能在疫情中成功举办奥运会时，志愿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自己想办法避免感染。

　　据美国《 *** 》报道，对东京奥运会的大部分规划是“凭直觉”进行的。距离开幕式只剩不到3个月，组织者仍然没有敲定是否允许本国观众入场。

　　5月初发布的《赛事手册》更新版称，在奥运会期间，原则上，那些经常与运动员接触的人将每天接受核酸检测，其余的工作人员每7天接受一次检测。

　　日本边境基本不对外界开放已近一年，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人很快就要涌入东京。要完成任务，志愿者们必须与大量外国人士接触，频繁进出包括奥运村、体育场馆在内的“奥运安全气泡”。所谓“气泡”，是奥组委为确保今年的赛事顺利进行而设置的安全区域，与外界彻底隔离，“气泡”内只有运动员、教练、裁判及工作人员。

　　“很多人必须进出这种气泡，而他们根本得不到保护，甚至没有接受检测。”身在东京的德国日本研究所副主任芭芭拉·霍尔萨斯是志愿者之一，她向《大西洋月刊》指出，“我真的看到了超级传播事件的风险。”

　　发给志愿者的传单上建议他们让来访者站在至少一米外；轮班期间，他们应该经常给双手消毒；向某人提供帮助时，他们应避免直接面对对方，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绝不交谈。

　　“戴口罩和洗手都是基本的。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尽量做到戴口罩和洗手。”东京奥组委志愿者推广主任田七津希对《大西洋月刊》说

　　“人们经常说，‘这太基本了，你能做的只有这些吗？’”田七津希表示，如果每名志愿者都坚持执行这些基本措施，“真的能降低风险。除此之外，也很难再想出什么神奇的对策了，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

　　“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别人”

　　《 *** 》称，大多数日本民众反对今年举办奥运会，但许多志愿者表示，经过一年多的隔离后，他们至少在原则上致力于促进国际友谊。东京奥组委首任主席森喜朗发表性别歧视言论后，约有1000名志愿者退出，队伍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志愿者们担心自己的健康，也担心运动员等参与者的安全，尤其是在近期东京确诊病例激增的情况下。目前，日本首都处于抗疫紧急状态。

　　“我很害怕感染了新冠病毒却没有任何症状，不小心把病毒传染给运动员。”30岁的平野裕人告诉《大西洋月刊》。他在东京一家科技公司工作，被指派在残奥会上帮助运动员们进行硬地滚球比赛。“我要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保护别人。”他说。

　　《 *** 》称，除了奥运志愿者，奥组委还需要确保有医务人员为奥运会提供服务。通常，医生和护士会自愿为奥运会工作，但与新冠病毒斗争了一年之后，人手捉襟见肘、精疲力竭的医务人员不免心生犹豫。

　　“对于外界要求向东京奥运会派遣500名护士的传言，我们感到惊讶。”日本医务工作者工会联合会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称，“现在不是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是采取新冠病毒应对措施的时候。”

　　在肆虐的疫情中，志愿者们竭尽全力保护自身安全。49岁的青岛洋子在距离东京约145公里的静冈县一所商学院教英语，她算好志愿者当班的日期，在东京订好了酒店。房费为1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489元），但可以让她不必长途通勤。为了避免在东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她计划到东京后买辆自行车，从酒店骑到她轮班的曲棍球馆。

　　青岛洋子决定做奥运志愿者，部分原因是纪念父亲，他曾是体育教师。然而，青岛洋子不知道，等奥运会结束后，她该如何保护家人。

　　“当我回到静冈时，家人和我在一起安全吗？我还能回去工作吗？”她告诉《大西洋月刊》，她买了一些家用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留着奥运会结束后用。

　　“我相信，运动员为了参加奥运会，什么都肯做”

　　过去一年，志愿者们尽量避开人群。突然要准备与来自各国的运动员、教练、官员和媒体人员接触，在他们心中引发了一种认知失调感。

　　“去年我只见过一个朋友，当时她有了孩子。”香里弥亚希子对《大西洋月刊》说，“平时我只去超市、银行这些不得不去的地方，上次乘火车还是在去年3月。”

　　眼看奥运会主办方提供的安全措施并不十分可靠，香里弥亚希子动摇了，开始考虑退出志愿者队伍。

　　许多志愿者对在奥运会之前无法接种疫苗感到失望。《 *** 》称，组织者宣布不会优先考虑为日本奥运选手接种疫苗，更不用说志愿者。

　　“他们不能说自己有优先权，否则人们会冲他们大喊大叫。”61岁的西川千春对《大西洋月刊》说。他曾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担任志愿者，还曾为奥委会提供志愿服务方面的建议。

　　一些志愿者表示，他们担心奥组委没有足够的资源监督所有人遵守规定，包括戴口罩、避免在餐厅用餐，以及远离公共交通。

　　霍尔萨斯觉得，他们这届志愿者非常难做，因为他们的重要任务是展示和谐好客的形象。奥组委去年发布的一份志愿者手册鼓励他们“微笑待人”，在此后历次在线交流和培训中，“他们仍然不断地说，‘哦，你的微笑非常重要。’”

　　“我们戴着口罩呢。”她说，“我觉得他们这么说非常不合适。”

　　不过，并非每名志愿者都对安全问题感到悲观。一些人表示，防疫规定预计将得到广泛遵守。

　　“我相信，运动员为了参加奥运会，什么都肯做。”旅行作家、摄影师和翻译菲尔伯特·小野对《大西洋月刊》说，“我们叫他们戴口罩，他们就会戴上。吃饭时他们会分散开，坐得很远，面对同一个方向。我相信他们会非常自律，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