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出万国邮政(万国邮政出现的原因)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感慨，中国在1405—1433年进行了七次远航，规模、范围远超一个世纪之后的哥伦布、麦哲伦和达·伽马等人，假如中国人像欧洲人那样，搞出来一个地理大发现，那么世界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不难看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与资本主义逻辑中的殖民扩张有着根本不同。

“修昔底德陷阱”：西方的话语陷阱

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实际上，它和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没有直接的关联，其提出者是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艾利森为了给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根据修昔底德对当年“雅典实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人为杜撰出了一个“一山不容二虎”的“修昔底德陷阱”。在艾利森看来，现存大国面对新崛起大国的挑战，势必会采取某些措施消除潜在的威胁，以保持自身大国地位不动摇，这将造成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历史中也确实存在古雅典与斯巴达之战、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德国发动世界大战的例子。之后“修昔底德陷阱”一词便常常出现在分析中美关系的文章中。

2015年，艾利森来到清华大学，做了题为“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演讲，“修昔底德陷阱”得到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界的普遍关注。2017年，艾利森出版了他的新书《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系统回顾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至今世界体系中的大国争霸。他的研究团队认为，在世界上主要的16个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中，有12次都发生了战争，落入了这个“陷阱”。

崛起的中国与守成的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关系困境，会不会引发“修昔底德陷阱”呢？

好主席在华盛顿州当地 *** 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说道：“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实际上，“修昔底德陷阱”尽管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近现代国际体系中能够得到部分印证，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已经不适用了。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梳理了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发现其间大国之间发生的战争就远远超过16个。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各种国际冲突和地区战乱依旧存在，但大国之间再也没有爆发战争。

如此看来，“修昔底德陷阱”代表了西方少数国家的一种成见。他们认定，中国的崛起会挑战少数西方国家的霸权，全球性冲突因此将不可避免，其充其量只是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推论或猜想，要知道，“修昔底德陷阱”可被看作一种历史现象，但它绝不是基于推论和猜想的历史规律。在国际舞台上，少数西方国家非常善于使用“话语陷阱”来进行舆论打压和攻击，也就是把自身的价值观包装在一个看似中性的议题、理论或者概念里，形成一种隐藏在强势话语背后的陷阱或者圈套。

我们可以这样还原“修昔底德陷阱”作为话语陷阱的本质：“修昔底德陷阱”在形式上是做古今对比，在 *** 上并不是根据历史检视现实，而是为心中早有定见的现实判断套上了一层古典的外衣，使其成为一种伪经典概念。修昔底德本人的思想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研究并不容易为大众所熟知，而经过精心包装的“修昔底德陷阱”，则将两千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和古希腊历史进行了简单化、抽象化，实际上只是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概念借来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名称而已。这种包装的迷惑性在于，容易让不熟谙历史的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中美关系也将是这种逻辑的延续。

2014年1月，《世界邮报》创刊号刊登了对好主席的专访。针对一些人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担忧，好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联结空前紧密，现代国际关系完全是一幅全新的图景，我们有条件、有能力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金德尔伯格陷阱”：西方的政策陷阱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

美国著名世界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更大强权，但又未能像英国一样承担起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美国尽管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更大经济体，但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对于全球化而言，就缺少了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2017年1月，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他认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

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说的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是否会发生战争的问题，那么“金德尔伯格陷阱”指的则是新兴大国能否提供公共产品治理全球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作为全球头号强国的美国近几年疯狂“退群”。美国先是退出了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留下日本等一群小伙伴目瞪口呆；接着又退出了《巴黎协定》，让欧洲气愤不已；继而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赖账5亿美元，这种做法空前绝后；然后又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注重人权的国家不想提人权了；美国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的理由也令人匪夷所思；美国还退出了伊朗核协定；退出了中导条约，欧洲、亚太和拉美等地区的战略稳定受到巨大挑战；然后，美国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未来何去何从还需要边走边看。

与此同时，中国深入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战略，积极营造良好的外交关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例如，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周边国家开展各类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中国还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很显然，中国一方面秉持“韬光养晦”，同时寻求“有所作为”。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依然是“决不当头”，倡导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

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从参与式崛起到融入式崛起最后到建设性崛起的进程。也就是说，中国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颠覆既有国际体系来崛起的，而是通过经济上的对外开放，逐渐融入既有国际体系之中的，既有的国际体系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可持续性和制度性的收益。因此，维护和建设好既有的国际体系，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

在应对“金德尔伯格陷阱”方面，中国担起了大国责任，体现了大国担当。好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时，提出了中国推进全球抗疫合作五大举措：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中国将同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努力确保抗疫物资供应链，并建立运输和清关绿色通道；中国将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助力非洲提升疾病防控能力；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做出中国贡献；中国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并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大对疫情特别重、压力特别大的国家的支持力度，帮助其克服当前困难。

由此可见，中国崛起是负责任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并没有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的缺失，只是对既有的国际公共产品进行改革和创新，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世界需要全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正是全新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