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始终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一代代人的童年和少年，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整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

每年教师节前后，一些外国的经典电影如《死亡诗社》《放牛班的春天》等都会被反复提起。它们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仍然时时与当下的教育现状发生深刻的对话。

有一部国产电影其实也属于此类作品。不过，它当年提名金棕榈，最终却抱憾败走戛纳；它与《红高粱》共同竞争当年的电影金鸡奖更佳故事片，也未能成功。但在许多电影批评者和研究者心中，它却是那一年中国电影的“无冕之王”。无论是影像的创造性，还是主题探讨的深度，它都当之无愧地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部作品就是比《死亡诗社》还要早两年诞生的电影——陈凯歌的《孩子王》。

《孩子王》电影海报

《孩子王》改编自作家阿城的同名小说。《树王》《棋王》《孩子王》组成的“三王系列”是阿城的代表作，值得一提的是，不仅阿城自己是著名作家和编剧，他的父亲钟惦棐，更是著名的电影研究者和理论家。因此，《孩子王》这部小说，可谓与电影“渊源颇深”。它短小精悍、凝练深刻，与阿城自身的经历密不可分，同阿城一样有过云南插队经历的导演陈凯歌，对其产生了深刻共鸣，决定将它搬上大银幕。

《棋王 树王 孩子王》，阿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影片中，主人公老杆原本只在队上从事生产劳动，因教师紧缺，他被调到当地学校当初三老师。因为贫困，孩子们连基本的课本都没有，课堂内容就是誊抄课本。课本上的政治简报离孩子们的生活太远，面对这些天真烂漫的面孔，老杆决定放弃书本，从他们熟悉的事物教起。这种教学方式引起了领导的注意，老杆最终被退回了生产队。临走时，老杆把唯一一本珍贵的字典，送给了勤奋好学的王福，并给王福留下了一句话：“今后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

插队下乡的老杆，是一个“外来者”，为这个长久以来封闭的山区带来新的思想和活力。电影中大量的固定视角长镜头，暗示着山区的闭塞和压抑。用茅草搭建的教室，屋檐低矮，教室里昏暗难辨，脚下的黄土厚重无言。在表现教室与环境的关系时，电影使用了非常规构图，暗示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画面中，黄土地和茅草屋檐占据了构图的绝大部分，在厚重的“天”与“地”中间，夹着窄窄的一条，那就是坐在昏暗教室里的孩子。天、地、人三者形成了紧张压抑的关系，只有在下课时间，孩子们像摆脱束缚一样冲出教室，占据画面的中心，画面才瞬间有了生机和活力。

王福是班里比较特别的学生，他勤奋努力，因为没有字典，他每晚留下，把老师的字典一页页抄在本子上。为了得到这本字典，他跟老杆打了个赌，如果他今天能写出明天发生的事，老杆就把字典送给他。王福当然赌输了，但也明白了老杆的用心——他明白了，读书写字最重要的是说真话，要通过学习，认识生活和世界，形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

《孩子王》电影剧照

《孩子王》于1987年上映，不仅在电影节上败走，票房也表现不佳，当年发行的拷贝只有个位数。曾经与陈凯歌搭档，担任“第五代”标志性影片《黄土地》摄影的张艺谋，在这一年转型当了导演。根据莫言小说改编，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大获成功，不仅摘得1988年柏林电影节更高奖项金熊奖，还在国内掀起了观影狂潮，票房口碑双丰收。自此之后，张艺谋几乎“一路高歌”，开启了导演之路，先后凭借《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等影片收获不少国际电影节大奖。

作为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的同学，陈凯歌与张艺谋是“第五代”导演的重要成员。主要由“北电78班”组成的“第五代”导演创作群体，以先锋的电影语言、深刻的文化反思、充满象征性的电影意象锚定了他们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这些初出茅庐的导演们在毕业不久就表现出高超的创作能力，作为同学的他们亲密合作，拍摄出《一个和八个》《猎场札撒》《黄土地》等影史经典，共同构成了反思历史和寻根中国文化的影像序列。

《孩子王》与《红高粱》这两部同年上映的电影，截然不同的“冷热”遭遇，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了作为创作流派的“第五代”的解体。同时，从《红高粱》的大获全胜，也能看出当时中国观众的观影取向。越来越多更有“娱乐性”的电影出现了，而《孩子王》这类以影像象征进行严肃反思的电影则化为一股“暗流”，更多地在艺术电影中显现。

《孩子王》的主演谢园，是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电影演员，他在许多影片中贡献了精湛的演技。谢园同样参演了“三王系列”中的另一部《棋王》，担任主人公王一生的扮演者。时隔多年，“三王系列”的最后一部《树王》也即将登上银幕（片名《鸟鸣嘤嘤》），导演田壮壮同样是“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遗憾的是，谢园已于2020年去世，无缘再看到这部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