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汉代出现了很多专攻法律的司法世家，如西汉的郭氏家族，一门出了七个廷尉，东汉的吴雄、吴?、吴恭家族，祖孙三代皆是廷尉，成为了当时的司法名门。西汉中晚期的于公及其子于定国也是汉代司法家族中的一员，父子二人精通法理，通晓大义，更为难得的是，他们都致力于减少冤狱，秉公审理案件，尽更大努力帮助底层百姓。《汉书·于定国传》便赞扬于定国父子有法度更有温度，竭力为鳏寡孤独撑起一片公正的天空。

于公先后担任县里的狱史、郡里的决曹史等职位，任职期间公正无私，以诚敬之心对待每一份案件，不偏不倚地对待诉讼的双方。而起诉双方也都对他的裁决心服口服，彼此之间各得其所，即使被处罚者心中也是一片安宁，少有怨恨不满之意。任郡里决曹史期间，于公曾办理过“东海孝妇”一案，这是后世著名悲剧《窦娥冤》的原型。于公审理此案时，发现案件存在重大疑点，便上报太守，希望太守能够重新审理，查明真相。但这一建议被太守拒绝，太守以孝妇屈打成招的认罪书为依据，将其判处死刑。于公对于孝妇被冤杀十分痛心，在府上痛哭法律的公正受到了破坏，百姓的利益遭到了损害。为了追求和坚守法律的公正，于公放弃了官职，挂印而去。当下一任太守上任时，于公重新向太守反映此事，希望太守能够还孝妇一个公道。在于公的努力和坚持下，孝妇的清白得到了恢复。于公为一个素不相识的百姓四处奔走、疾呼呐喊的行为，深得整个东海郡上下的敬重，大家都认为他如西周时的召公一般，有着一颗拳拳为民之心。《诗经》说召公有甘棠之树，百姓因依依不舍而不忍砍伐；《汉书》载于公有仁爱之名，百姓也因念念不忘而建造生祠。

于定国在于公的教导下，子承父业，长大后出仕为县中的狱史，后升任为郡中的决曹史，再迁为廷尉史。自汉武帝以来，朝廷的刑法就以严苛为主，即使到了昭宣期间，地方司法人员仍然习惯于舞文弄法，随意为百姓开脱或者罗织罪名，如汉宣帝就坦言当时的司法人员偷钻司法漏洞，用自己的主观喜好代替客观法律来裁决案件，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因此，汉宣帝特意选拔明法知理、哀矜百姓的于定国担任“天下之平”的廷尉一职，就是希望于定国可以用他的民本之心，来改变当时朝廷上下的严刑峻法形势，减少百姓的冤屈和泪水。

于定国担任廷尉时注重以民为本，以审慎之心对待经手的每一案件，因为他知道，廷尉的轻微疏忽，便会是底层百姓“一家哭”乃至于“一郡哭”的悲剧，所以他坚持着《尚书》所主张的疑罪从轻精神，以宽和的态度矫正狠戾暴虐之气。

在日常生活中，于定国好学深思，积极补充自己的知识储备，时刻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他保持着勉力向前的信心和勇气，坚守着仁慈善良的精神和力量，无论是身份高贵还是地位卑微之人，于定国都用一颗平等之心对待他们，这份信念和操守，获得了百姓的支持，当时民间将他和汉文帝时的张释之比喻成汉代司法的双子星，反映着百姓对官员秉公执法的期许。

创造“民无冤屈”佳话的于定国，在后世成为了公平公正的典范和象征。宋太祖用于定国的典故来激励侍御史冯炳，勉励他为减少冤狱贡献智慧和力量；明代谈迁在《国榷》中叙述明朝司法的混乱黑暗时，无比希望当时可以出一个于定国式的人物来改变司法黑暗的现状。总而言之，哀矜民氓，知民生之艰难；公正无私，护百姓之安全，是百姓的诉求，也是于公、于定国父子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