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老家莒南县，有这样一个专有名词：过年杀猪。

在很多年以前，这个名词有两层含义。一个是过年了，要杀猪；一个是只有过年时，才会杀猪。

在那片丘陵山地繁衍着的农民，即使在丰年，能有个不错的温饱，就很知足了，平时他们不吃猪肉。

很大一块肉挂在墙上，浓浓的年味便有了。（孙昊 摄影）

为了过年而养猪

在以前，当地农民过年能不能都吃上猪肉，能吃上多少，我不清楚。很可惜小时没有问问老人们。

是不是后来人民公社一成立，生产队就养猪，我也不清楚。

但我是这么想的：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在那些粮食紧缺的年代，农民可以不吃猪肉、少吃猪肉，但必须养猪。农民养猪，一个是为了肥地，一个是为了城里人有猪肉吃。

所以，那个时候除了要求农民必须养猪，应该也是这样要求生产队的。

我所在的那个山村，那时300来口人，分成三个生产队。从我记事开始，每个生产队都在养猪。

开始应该不多，后来越养越多。这多起来的原因，除了养猪可以肥地，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为了钱。打下的粮食送到公社，叫“交公粮”，虽然也给点钱，却少得可怜。那时的农民很少花钱，但总要称盐打油。做饭要用盐，照明要用煤油。猪养大了，卖给国家，生产队有了些收入，每户能多分几块钱。

为了吃肉。全村老少，平日里几乎不可能吃到猪肉；过年了，让全队家家都能吃上肉，是每个生产队队长的愿望。

更重要的是，那时生产队养猪的成本很低，低到一年大多时候，只需要一个半大孩子，也就是城里人所说的放猪娃。

生产队养的猪，除了很冷的冬天，别的时候靠放养，从草芽初萌，到秋深露浓。三个孩子赶着分属于三个生产队的三群猪，早晨出村，傍晚回村。

这些猪，天天在村路上走着，在草地里、在刨过的花生地瓜地里拱着寻食。村里人天天看着它们，知道其中有几头猪，过年时会成为他们桌上的肉。

为了过年而杀猪

在我老家，有这样一句话：大年三十逮了只兔子，有它过年，没它也过年。

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到了大年三十，该准备的年货都准备好了，这天逮来的兔子并不在预先的考虑中。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我小的时候，谁要是真在大年三十逮了只兔子，那会传遍全村，因为过年时，这家桌子上实实在在多了道大菜。

那时候，野兔不被保护。它冬季吃麦苗，春后吃刚出土的庄稼苗。尤其是刚出土的黄豆苗，一只野兔一晚上能轻易吃掉一垄。种地的农民恨野兔，但也喜欢它们提供的肉食。

不靠野兔，也有肉吃的时候，就是过年，而且吃的是猪肉。

过了腊月二十，便开始杀猪。提前杀猪，一个原因是村里只有一个会杀猪的，一个原因是招待客人需要。亲戚背着年礼来了，桌子上没有肉，那会让主人心里很过意不去。

三个生产队的队长和会杀猪的人商量好，哪天杀哪个生产队的猪。于是，便开始杀猪。

生产队的猪栏里，除了过年准备杀的猪，大些的都卖给国家了。

一大早，猪栏的门打开了，要杀的猪被赶出来。赶到打麦场后，几个青壮年围过去，把猪按倒，捆住四蹄。这期间，猪的叫声响遍山村。长大了看书，看到“杀猪一般的嚎叫”，觉得这是文人的说法。

在那个时候，一头猪被杀前，头会受到一下重击。在它还晕着时，杀猪的人左手紧紧地把猪嘴合拢，用胳膊的力量，把整个猪头拢进怀里；然后，右手的刀从猪脖子下 *** 去。

这样，猪在被杀的时候，叫不出声来，最多发出些哼哼声。在它被捆和重击这段时间，猪才是嚎叫着的。

三个生产队，要杀三天的猪。对村里的孩子来说，这可比偶尔进村耍猴子的好看多了。能来到我们村耍猴子的，都是一个人，带着一只猴子。在锣声中，猴子翻几个跟头，倒立着走上一圈，便结束了。和上门要饭的人相比，这个人只是多了只猴子。

从赶猪、捆猪到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从用热水煺毛到开膛破肚，孩子们尤其是男孩，会全程参与的。当然，这种参与，就是站在一边看，不漏过每个细节。

猪尿泡取出来了，在地上搓几下，去掉表面的血水；吹大，然后用粗线扎紧。在众多孩子期盼的目光中，送到一个孩子手中。再然后，是孩子们围着拿了猪尿泡的孩子，满脸羡慕。

以后进了城，看到孩子们手中五颜六色的气球时，我会想到吹满气的猪尿泡。城里的孩子，可以时常得到一个气球；农村的孩子，只能在过年的时候，玩猪尿泡，而且全村就那么几个。

家家煮肉全村香

杀猪前，一个队的每一户，都会派人来抓阄。阄是小纸团，上面写着数字，表示分肉的前后顺序。除了数字，有的上面还写着字，如猪头、猪蹄、猪肠、猪肝肺，抓到这种阄的，会分到上面的东西，当然要交些钱。

早些年，人都难以吃饱，能拿来喂猪的，基本上是些糠之类的，养了两年的猪，也只有一百多斤沉。一个生产队杀一头，一口人分不到二斤肉。

谁都希望轮到自家时，能分到肥肉。分到的肉太瘦，煮完了，尽着孩子吃，一顿差不多就能吃完。那就看谁手气好，抓到的阄能分到肥些的肉。可整日吃不饱的猪，长得尖嘴猴腮的，没多少肥肉。

后来日子好过些了，生产队养的猪多起来；有了些余粮喂猪，猪也肥起来。过年时，一个生产队杀两头，并且挑大的、肥的杀。

分地的前一年，三个生产队杀了9头猪。我们家7口人，分了35斤猪肉。大哥和二哥抬着猪肉回家，父亲跟在后面。抬回家的猪肉被父亲挂到南墙上，母亲里外忙着，时不时看看那块好大的猪肉，满脸都是笑。

肉刚分到家时，不会急着煮。来客人了，割下一小块，招待客人。客人吃完了饭，孩子也可能吃到肉，却只有很小的一块。

马上过年了，便煮肉。煮肉，一个是全家人可以真正吃一顿肉；一个是吃剩下的，再用来炖白菜，也更省草。

开始，各家煮各家的肉，有早有晚，问题便来了。肉的香味在街上飘着，五六岁以下的孩子，闻着香味，自然找了过来。

肉煮熟了，开始吃时，除了自家的孩子，还有别的孩子在一边看着。这些孩子，有亲哥亲弟家的，有邻居街坊家的，他们的眼都看着桌子上的肉。

于是，所有的孩子一起吃。结果是，除了留下大年初一包饺子的生肉，煮的肉吃光了。

这样的结果很尴尬：自家的猪肉让别人家的孩子吃了，自家没猪肉了；自家的孩子吃了别人家的猪肉，自己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可谁能管住四五岁孩子的腿？谁能管住三四岁孩子的嘴？何况他们长到这么大，没吃过几回肉。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全村统一在腊月廿八煮肉。

这一天，吃过早饭后，父母就把锅刷好，分来的猪肉，除留下包饺子的，切成大块，放进锅里，开始煮肉。

每家的孩子，哪怕再小，也知道今天有肉吃，不会去别人家玩了。

日上三竿后，每家小院里都飘出煮肉的香味。小小的山村，那肉的香味浓得有些化不开了。

这天中午，除了极个别的家庭，猪肉是尽着孩子吃的。村里的孩子们，一年中也只有这一天，才能敞开肚子吃肉。

感谢生产队养猪，在那些贫穷的时代，过年时家家都能吃上猪肉。分地后，各家种各家的地，各家养各家的猪。最初的几年，村里几乎年年过年有人没钱买肉。

进城读书时，看到“谁家煮蚕一村香”的句子时，我想到了山村腊月廿八煮肉的事儿，笑意在我的脸上漾开：我们村曾经家家煮肉全村香呢。

那香味跟随着我走到现在，成为我对山村记忆的一部分。

现在，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在说猪肉吃起来没以前那么香了。有人说是品种的原因，有人说是长得快的问题，有人说是生长环境造成的，市场上还因此出现了“365天猪肉”。

这些人说的，都有些道理。不过，没以前那么香的真正原因，是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有肉吃。

吃多了蜜也不甜。想吃便能吃到，而且几乎天天吃，猪肉便吃不出香味来了。

大众报业·农村大众记者 孙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