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快报讯 “朱老师，我马上就要来杭州读大学了！”不久前，树兰（杭州）医院人体器官协调员朱志坚收到了一条特殊的。发信息的是一位器官捐献者的儿子陈远（化名），他今年高考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杭州的一所大学，选的是自己喜欢的物流管理专业。

“我本来和爸爸约好的，考上大学后一起来杭州看看西湖的美景。如果可以的话，能请那些接受我爸爸器官移植的人，替他到西湖边看一看吗？那是我爸爸的遗愿，也是我的心愿。”陈远说。

去年5月，48岁的老陈在一场突发意外中脑死亡，家人忍痛签下同意书，捐出他的2个肾脏、1个肝脏和1对眼角膜，挽救了3个危重患者的生命，让2位失明患者重获光明。

父亲在工地发生意外脑死亡 家人决定捐献器官延续生命

18岁的陈远老家在丽水，在他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父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在工地上干活，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辛苦钱，凭着微薄的收入维持着家里的生计。

陈远初中毕业时成绩不好不坏，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件，他曾打算辍学去打工，帮父亲减轻负担。但父亲没有同意，或许是因为自己吃够了没文化的苦，不管多困难，他都坚持要让儿子继续读书。将来考上大学，找一份好工作，后半辈子就不用像他这么辛苦了。

就这样，陈远去读了高中。可是命运似乎对这对父子格外苛刻。

去年5月，老陈在工地干活时突然被砸伤头部，当即就倒在血泊中，工友们紧急将他送到当地医院抢救。接到消息，当时还在学校上课的陈远赶到医院，一下子蒙了。

“或许做完手术，爸爸就会好起来……”手术室外，陈远紧紧盯着紧闭的大门，心存一丝希望。可奇迹并没有发生，由于伤情过重，老陈没能醒过来，最终被认定为“脑死亡”。

之后，器官协调员朱志坚找到了他们，提出了器官捐献的建议。

“当时内心很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但朱老师说的一句话触动了我，捐献器官后，不仅能救别人，也相当于爸爸的生命得到了延续，就好像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虽然陈远对捐献器官并不排斥，但最终要捐献，必须要所有亲属都同意。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陈远的叔叔一开始是反对的。“大哥一辈子没过上什么好日子，走的时候还不得完整，我们怎么对得起他？”

家人的意见起了分歧。但是陈远还是希望能保留下一点念想，“我们家也受到过村里和社会的帮助，现在有机会回馈社会，相信爸爸会同意的！”他和叔叔、爷爷好好沟通了一次，最终一家人达成一致意见，签下了同意书，捐献了两个肾脏、一个肝脏和一对眼角膜。

儿子考上杭州的大学

希望受捐者能替父亲看一眼西湖美景

父亲走后，很长一段时间，陈远都无法从失去至亲的悲痛中走出来。但是他明白一点，父亲生前更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好好读书，将来能考上大学。

以前老陈曾问过儿子，将来想去哪里上大学？陈远说想考杭州的大学。老陈听了后很高兴,“杭州好啊！离家也不远，等你考上了大学，我来杭州看你，一起到西湖边走一走！”

父子俩曾经的约定，如今再也没有办法实现。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陈远给朱志坚发了，他知道按照规定不能和受捐者见面，但他还是希望接受父亲器官捐献的人，可以代替父亲，到西湖边看一看。

前不久，朱志坚联系上了几位器官的受者，他们听说陈远如愿考上大学后，都送上了祝福。其中一位眼角膜受者和一位肾脏受者，先后到了西湖景区，拍下了留念照片发给朱志坚。眼角膜受者还通过朱志坚，给陈远送去了一段祝福，“感恩陈先生及家人的无私奉献，让我得到重见光明的机会，衷心祝愿陈先生的儿子在人生的新阶段越来越好，一帆风顺！”

不仅延续生命，更是抚慰心灵

器官协调员的工作职责不仅是让更多人能够延续生命，另一方面，也需要给予捐献者家属帮助和安慰，成为心灵的“摆渡人”。

在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近三年来，朱志坚遇到过不少捐献家庭，在刚开始，要做出器官捐献的决定，对很多家属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因为脑死亡的状态下，人虽然已经没有意识了，但心跳还在，皮肤的温度还在，你会觉得亲人还没有真正离开这个世界。不过到最后，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会欣慰当初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朱志坚说起他前两年前遇到的一例器官捐献者，是一个7个月大的婴儿，而且是经试管婴儿诞下的珍贵儿。当时，孩子妈妈去阳台收衣服，短短几分钟，宝宝在摇篮里因为吐奶窒息，年幼的生命戛然而止。悲痛之余，家人决定捐献宝宝的眼角膜、肾脏、肝脏等器官，挽救他人生命的同时，让宝宝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这对家人们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和寄托。

捐献后，小宝宝的眼角膜受者写了一封信，请朱志坚转交给孩子妈妈。

“小天使你好！感谢你的‘光明礼物’，如果没有你，我的余生将在黑暗中度过！在这里，我要向你和你的家人表示深深的谢意，因为你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美好！”这位眼角膜受者说，以后如果有机会，他也会将这种爱持续下去，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光明礼物”。

夫妻俩都是器官协调员

朱志坚之所以从事这个职业，是因为受到爱人的影响。他的爱人李淑艳也是一名器官协调员，三年多前，浙江省红十字会组织培训“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证”，她通过报名培训，成功考取了证书，成为一名专业人体器官协调员。

对于妻子的这一决定，朱志坚没有反对，“这个工作不好做，但你真的想好了要去，我肯定也支持你。”

李淑艳以前当过护士，也见过不少生老病死的场面，她觉得自己肯定能适应器官协调员的工作。但是真正去了之后，才发现比想象中还要难得多：经常奔波在全省各地，手机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即使通宵加班后依然连轴转，很少有完整的周末和假期。

两年多前，李淑艳遇到一个五六岁的捐献者，孩子的肝脏通过器官移植 *** 平台，匹配到天津的一位肝移植患者。可是器官移植对时间有很高的要求，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肝脏运送到天津的医院。为了完成生命的接力，那天凌晨3点多，朱志坚争分夺秒开车护送妻子到萧山机场赶飞机，终于赶在飞机起飞前顺利登机。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承载着生命的希望。”正是这次陪同妻子护送器官的经历，让朱志坚的内心深深触动，也促使他成为了一名器官协调员。

夫妻俩都是器官协调员，虽然工作比以前更加忙碌，但朱志坚和妻子都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大家观念的改变，人们对器官捐献的理解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以前家属对于我们的到来，大多之一反应是抵触，如今越来越多人愿意和我们沟通后再做决定，甚至还有家属主动提出捐献器官的意愿。身边也有不少亲朋好友也会主动联系我们，希望登记器官捐献同意书。”

李淑艳说，“我儿子的班主任老师，知道我和他爸爸的职业后，也主动给我打了 *** ，登记了器官捐献同意书。这令我非常感动，说明社会对我们这个职业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了。”

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

这是一份既充满挑战又充满温情的职业

我国著名器官移植专家、树兰医疗集团总院长郑树森院士曾不止一次提到，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器官协调员是这世界上最难做的工作之一。

在树兰（杭州）医院，包括朱志坚和李淑艳在内，还有鲁建芳、施文静、徐志涛、包晨奔共6名器官协调员（OPO）。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沟通起器官捐献者与受捐者之间的桥梁，间接促进着生命的轮回。

树兰（杭州）医院副院长寿张飞表示，器官移植是许多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更佳治疗方案，可现实情况是，由于器官来源短缺，很多患者在等待的过程中失去了生命。目前，浙江省志愿登记捐献器官的有5.5万人左右，完成捐献的每年有两百多例，器官捐献人数与器官需求比例大约1∶30。

截至目前，树兰医院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85例，捐献大器官239个。每年捐献者人数都在不断增加，从侧面反映了大家对器官捐献这件事的接受度在逐渐增加。

“为了那些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为了他们能重新开启新的生命，我们的OPO团队一直在努力。在做好协调工作的同时，我们也非常注重人文关怀，每年定期组织人员前去慰问捐献家属，尽己所能为他们解决困难。”

树兰（杭州）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张武表示，树兰（杭州）医院器官协调员们为了抚慰器官捐献者家属，以及呼唤人们对捐献器官者的敬意，自2019年起，他们陆续组织为器官捐献的英雄们举办特殊的送别仪式——荣耀之路，医护人员、病友以及爱心人士，陪伴器官捐献者及家属走过从重症监护室到器官捐献手术室的最后一段路，让爱与奉献不孤独，不寂寞。

“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这是一份充满挑战又充满温情的工作，我们见证着一次次生命的接力与奇迹，在这过程中，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让更多生命重新绽放。” 张武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