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蒋方舟（作家，《新周刊》杂志副主编）

我的朋友说：“感觉北京已经疯了，似乎网龄超过五年，年龄低于三十，认字三千左右，英语四六级上下，知道KK，出入过媒体互联网和广告公司的朋友们都创业了，弄潮了，跟天使投资人喝咖啡了。”

上个月，我的朋友圈中又有两个人辞职创业了。一个月的时间，眼见他辞职了，眼见他融资了，眼见他找员工，眼见他装修办公室，眼见他去杭州见马云，眼见他去香港谈融资，眼见他已经开始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为什么出发时，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旁观创业者的生活，不仅降低了我对平庸生活的忍耐能力，甚至产生了一丝羞赧——觉得自己浪费宝贵的青春。

连我妈退休在家，每次拿我的手机刷朋友圈，都为一片热火朝天理想不死的景象所打动，激动不已地表示自己不能游手好闲，要燃烧自己的余生，磨刀霍霍准备创业，并且在一天之内迸发出数个创业的想法：

“我要开微信公共号，教小朋友写作文，vip的付费用户可以手把手一对一微信教学，免费用户可以看到他人的点评；我要开 *** 店卖你的闲置衣服和鞋；我要租个房子当仓库，卖我做的牛肉酱……”

听得我也很亢奋，只觉得她不再是那个我所熟悉的五十岁妇女，甚至准备当场掏钱当做她的启动资金。但这种壮志凌云的演讲，往往以她体力不支、倒头大睡而宣告破产。

我的朋友说：“感觉北京已经疯了，似乎网龄超过五年，年龄低于三十，认字三千左右，英语四六级上下，知道KK，出入过媒体互联网和广告公司的朋友们都创业了，弄潮了，跟天使投资人喝咖啡了。”

生活在北京、杭州这样的城市，六度空间的理论变成了三度空间，你和一个登上财富杂志封面的人物之间往往只隔着三个人，几乎可以看见巨额的热钱在流动，见者有份，钱多速来。

互联网创业圈子最常说的话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简直像是新时代的大跃进：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去年12月，教育部发通知，要求高校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另外，聘请创业成功者、企业家、投资人担任导师，进校园对学生进行指导——几乎可以看见投资人指向年轻人乌泱泱的头顶说“你就是下一个马云！”的场景，每个人都澎湃，觉得说的就是自己。

作为一个叛逆了二十多年的学生，我想事情的思路基本上是学校禁止什么，我就热衷什么；校方鼓励什么，我就警惕什么。我开始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高校的口号为什么从“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读书”，变成了号召大家休学开 *** 店？

一个残忍而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为了解决盲目扩招带来的大学生难找工作的问题，刚毕业，甚至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用父母的老本，或者是投资人的钱创业，为学校提升了应届生就业率，为 *** 创造了税收和社保税。在折腾了好几年之后，获得了“屡战屡败”“落地的麦子不死”之类悲壮而文艺的声誉作为失败的补偿。再没有比创业牺牲自己，造福社会的好事了。

当然，所有年轻人在准备创业时，都是满腹信心的。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在美国，小型企业能生存5年以上的概率是35%，但是美国的企业家评估自己企业的胜算时，81%的企业创办人认为他们的胜算达到70%甚至更高，有33%的人认为他们失败的概率为零。

根据《南方周末》去年的一篇报道，上海市金山区调查了该区创业者现状，发现创业成功的97名青年中，传承父辈行业的有90人，占92.8%。

其实，我并不反感年轻的创业者，正如同我不反感任何一种特殊的人生经历。我反感的是创业成为新时代的上山下乡。掌握社会话语权的人，把空手套白狼的赚钱等同于创业，把创业等同于实现梦想，把梦想的定义变得越来越狭窄。这样只有一种结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也归凯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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