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1536—1598）在日本历史上地位很特殊九洲战记，后世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战争狂人”，患上了“妄想症”。

很多人初次听他的一些事迹时，也的确会感到震惊。比如，他曾计划征服大明王朝，定都北京，然后将北京周边的疆土分封给跟随他的武士；他还扬言要征服印度。他不只是想想而已，还真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1592年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就是他实施计划的之一步。所以，有人声称他是图谋侵略中国的始作俑者。

这些说法中包含着事实和对事实的部分认知，但还远远不是历史的真相。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一下秀吉图谋北京这一政治意志的来龙去脉，进而确认他在日本的自我意识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位置。

从日本的角度来说，丰臣秀吉非但不是战争狂人，还是一位大英雄，“永远是日本国的英雄”。他精于韬略，所作所为堪称日本自古代以来国家欲望——亦即大陆欲望——的反映，或者说，是这个国家精神自我实现的重要一步。

♦ 丰臣秀吉像

从15世纪中期开始，作为日本实际中央政权的幕府——此时为足利尊氏于1336年创建的“室町幕府”，第十五代将军足利义昭（1537—1597）时最终灭亡——大权旁落，各地大名相互割据、彼此征伐不断，日本进入了历史上的“战国时代”。丰臣秀吉活跃的时代，其实已经到了战国时代的末期，也就是16世纪的晚期。这位丰臣秀吉就是结束日本战国时代的关键人物。

我们先略微看一下此时世界的整体状况。从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末，世界正处于巨变时代。我们耳熟能详的欧洲宗教改革、新航路的开辟、世界贸易的展开、基督教的世界传教等等，都发生在这个时代。16世纪后期的中国，大致处于明朝的神宗万历年间。这个时期，骚扰帝国东南沿海近两个世纪的倭寇得到了平定， 商品经济、思想文化都处于高度繁荣和开放的状态。

秀吉并非等闲人物，他对于这些世界史级别的事件，可以说都了然于胸。当然，秀吉也不是从天而降，突如其来，而是很多历史因素共同造就而成。实际上，他出身卑微，身材瘦小，容貌丑陋，绰号“猴子”；他只是凭借着过人的谋略和异常的勇武， 加上风云际会，才成为改写历史的大人物。

在这些条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他跟对了人。他加入了一位名叫织田信长（1534—1582）的大名的部下，从更低微的位置逐步上升为主将。织田信长也是日本战国时代末期的著名武将，率先提出了“天下布武”，也就是用武力统一天下的口号。织田信长有着雄才大略，但为人凶悍残忍，得罪了手下一位叫明智光秀的大名。结果，在一次重要的征战途中，光秀发动叛乱，在京都的本能寺杀害了织田信长，这就是发生在1582 年的有名的“本能寺之变”。

事变导致了秀吉的上位。秀吉取得了织田信长的继承权之后， 足智多谋的本领得到了全部的发挥，最终在1590年结束了日本持续一百余年的军阀混战局面，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日本历史上， 这个时代被称为“安土桃山时代”（1573—1598 或1568—1600），又被称为“织丰时代”。

♦ 织田信长像

在重建国内秩序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重建了天皇的权威。在此前一个多世纪的内战中，这个源远流长的皇家体系完全不被战国群雄所重视，与足利家族的幕府同样处于衰败、接近崩溃的状态。秀吉在稳固了自身的霸主地位后， 迅速在京都大兴土木，重新修缮了皇室破败不堪的宫殿。另外， 他还恢复了被织田信长极力打击、破坏的佛教体系，表达了他尊重、回归传统的政治意识。

在后世的历史叙事中，有人认为同他的国内统一与海外征讨相比，他最重要的功勋就是护卫了皇室的尊严。因为这些表现，天皇赐给了秀吉“丰臣”这一表达尊贵的姓氏，并将更高的“太政大臣”这一头衔也颁发给了他。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实践中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说法。其实，“天子”即便失去了实际统治的权力，依然是“权威”的代表，是一种“软实力”，意义不容小觑。丰臣秀吉尊皇的做法又为随后取而代之的德川家康继承，日本的皇统得以延续下来。

秀吉实现了一统天下的政治抱负后，并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因为他说的“天下”并不仅仅指日本。事实上，国内秩序重建甫见成效，丰臣秀吉就表达了投鞭渡海、问鼎中原的宏大志向。这一点和东亚大陆上群雄逐鹿时的情形非常类似，他要进军大陆。其实，早在为织田信长进行日本西部征讨时，他就将自己的志向投向了东亚大陆。比如，当织田为鼓励他出征，允诺事成后将赠与他土地时，他留下了这样的说法：“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威灵，席卷明国之兵，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这就是说，他要降服朝鲜和中国。秀吉性格直率，如此表达出的“宿志”，堪称不是虚言。

当然，孤证不立，只有一条证据说明不了什么。由于秀吉的“宿志”关乎我们试图揭示的日本的国家欲望，我们这里再举几个例子。

据记载，秀吉在1585年出任“关白”（相当于摄政）后，即表达了征服明朝的意愿；1586年，他在给一个军事盟友的通告中又说：“予将申大志于中国。”同一年，他还向一位耶稣会传教士传达了同样的意向。时隔一年，在接替织田信长的地位后再次西征、完成九州平定时（1587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再次提道：“以快船遣使高丽，命其臣服日本内里，否则来年以成败相见。至于唐国， 于我等有生之年，当入掌中。”这里说的“唐国”，指的是明朝中国。其实，在平定九州之前，他就指示部将，要准备“朝鲜渡海， 征服大明”。1588年，秀吉要求琉球王国服属朝贡；1590 年，他进一步要求琉球充当征服明朝的先锋。

他的朋友、天主教耶稣会会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ois） 也留下了和秀吉的一次谈话记录，可以旁证秀吉的志向。秀吉的大意是说，当他达成征服整个日本时，就会转向征服朝鲜和中国， 而且，“即便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也不会介意，只要将来会称他为敢于从事此大业的之一个日本主君”。1590年，他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致书朝鲜国王，要求朝鲜充当征服明朝的先锋。国书中有如下闻名后世的说法：

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者曰：“日光所临，莫不透彻，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番后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

从这一系列的言行来看，秀吉欲征服大陆的想法，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长久以来就有的志向，也就是他说的“宿志”。那么，秀吉这样宏大的“宿志”或曰抱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1591年，秀吉的朝鲜通信使景辙玄苏曾私下里对朝鲜通信副使金诚一说，明朝禁止与日本的朝贡贸易，这使得秀吉怀恨在心，动了征讨的念头。因此，他希望朝鲜能从中斡旋，协助日本重开和明朝中国的贸易之路。这位信使还威胁说，当年高丽带领元军攻击过日本，如果朝鲜能帮助日本“假道入明”，秀吉将不计前嫌，不对朝鲜进行报复。这些虚虚实实的外交辞令，透露出一些经济方面的考量。

还有历史学家将秀吉随后发动的侵略朝鲜的战争，解释为由于出身低微而要获得名誉的补偿心理。此外，也有历史学家认为，秀吉侵朝行动是出于维护国内秩序的需要，也就是将国内过剩的兵力投向海外。但这些解释都低估了秀吉的“宿志”，只能说是一种表面观察。

事实上，当秀吉说要“统一天下”、“平定天下”时，他不是在喊口号，而是在有条不紊地实行着自己的计划；他的“天下” 观念最初就超越了日本一国之内，指向了世界。至于他的设想， 诸如“自辽东直袭取北京，奄有其国，多割土壤，以予诸君”等等说法，与其说是战争的目的，不如说是战争动员的口号。在前面提到的致朝鲜国王的国书当中，他宣称自己是母亲“梦日入怀” 而生，正是模仿汉武帝刘彻母亲“梦与神遇”而诞生的神话故事。这或许是他更深层的欲望的表达。秀吉意在表明自己是“太阳之子”，为一统东亚世界作观念上的准备。

当物质力量准备就绪后，1592年3月13日，秀吉下令渡海征讨朝鲜，日本史书中的“文禄·庆长之役”、朝鲜史书中的“壬辰倭乱”、中国史书中的“万历朝鲜战争”由此爆发。此时，秀吉总共出动九路大军，总人数将近十六万。这年5 月，朝鲜王国的首都汉城陷落，秀吉向养子、时任关白的丰臣秀次表达了征服明朝后的构想，其中包括让后阳成天皇以及秀次移居北京、秀吉自己定居宁波，同时要求琉球、吕宋（菲律宾）等朝贡，并最终征服天竺（即印度）。显然，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战略。

♦ 后阳成天皇像

由于朝鲜水军和明朝援军的奋勇抵抗，秀吉的超大规模军团虽然占领了大部分朝鲜的国土，但在军事上并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593年7月，中日双方开始议和；秀吉提出的主要条款包括迎娶明朝皇女为天皇后妃、将朝鲜半岛南部的四道（大约半岛的一半）割让给日本、朝鲜国王永世臣服日本等。这些当然是妄想， 自然遭到了明朝中国的拒绝。经过反复的外交谈判之后，明神宗派遣册封特使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9月进入大阪城，向秀吉赠送服饰、王冠、金印、诰命等，册封其为“日本国王”，同时加封日本重臣四十名。

由于入主中原是秀吉的宿志，受封“日本国王”并未让他获得实利，他当然不肯善罢甘休。1597年，秀吉重新组织总数超过十四万人的大军，再次发动侵略战争，日军与中朝联军的战况呈现出胶着的状况。第二年8月，秀吉突然撒手人寰。他的接替者不得不将军队全部撤回日本国内。这场实际持续了七年的战争正式结束。

关于丰臣秀吉图谋北京，后世的很多历史叙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但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透过这些历史表象去观察更深层面的东西。

从世界秩序的视角来看，战争引发了一系列重大后果。明王朝为维护东亚朝贡—册封体制，出兵援朝，结果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引发了国内的各种矛盾；不到半个世纪，王朝就在内忧外患中走向了灭亡。这一时期正是世界格局发生巨变的时期，东西两种文明开始发生碰撞和交流。在晚明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同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已经有了很多的联系。比如，大名鼎鼎的基督教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就和明朝的著名学者、政治家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4—1630）、杨廷筠（1557—1627）有紧密的交往，这三人最终也都皈依了基督教。通过这些交流活动，中国的士大夫们接触到了开普勒、伽利略等当时欧洲著名科学家的学说和理论。很遗憾的是，这个向世界开放的过程因各种原因而走向了没落，其中之一无疑就是明朝的覆灭。

与此相对，日本出兵朝鲜，挑战中华王朝，试图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朝贡—册封体制，这一历史经验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对朝鲜半岛及大陆绵延不绝的欲望。事实上，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制定了侵略朝鲜和大陆的政策，可以说就是丰臣秀吉征服中国计划的翻版。这是一个如此忠实的翻版，以至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偶然，而应认为其中有着一以贯之的逻辑。重要的是，当两种同型的欲望相遇时，动用硬实力的战争就无法避免了。

因此，秀吉图谋北京这件事与其说是他个人的妄想，不如说是日本国家欲望与民族精神的呈现。日本从古代时就形成了和 *** 同型的“大国”意识，也就是日本版的天下意识。到了战国时代，秀吉借助武力统一日本的东风，试图一举实现成为大国的夙愿。正因如此，江户时代的儒者赖山阳（1780—1832）在其著作《日本外史》中对秀吉赞誉有加：“使太阁生于女真、靺鞨间，而假之以年，则乌知覆朱明之国者不待觉罗氏哉！盖其为人，酷肖秦皇、汉武，而雄才大略远出其右。”顺便一提的是，1829年刊行的这部《日本外史》在明治维新前后大为流行，正是这些说法与国家欲望发生共鸣的一种表象。

在秀吉的侵朝军中，日本的“神国意识”也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比如，在日军取得“临津江之战”的胜利后，当时的战记《高丽日记》就将历史上神功皇后“三韩征伐”的故事——实质是神功皇后动员诸神讨伐朝鲜的传说——与战场记录重叠在一起。事实上，在出征朝鲜之前，“日本是神国”这一观念就在当时的武士、从军僧侣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侵略朝鲜的一种意识形态。

那些在历史上留名的大人物，无论他们的外在言行看起来多么不可思议，实际上都是民族深层精神的展现，或者说是民族精神的 *** 者。从这个角度观察一下当下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家的言行，就会发现他们万变不离其宗，都在忠实地呈现着各自的民族精神。如果把民族精神、民族欲望比喻为地下的流水或地壳下涌动的熔岩，那么，所谓的英雄人物就是冲出地表的喷泉，就是火山的爆发。如同这些自然现象改变了地表面貌，历史人物也会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

（来源：腾讯新闻）

本文节选自《变异：日本二千年》，李永晶著，一頁folio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