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喜欢唐诗，认为无出其右，然而也有人更中意宋诗，认为无论在题材、思想各方面都远超唐诗。而大诗人苏轼，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尤其对词的贡献极大。

　　苏轼也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他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同时，他扩大了词的题材，怀古、感旧、抒志、咏史、写景、记游、说理等都可以入词。

　　他的许多诗歌源于当时的感动兴发，既能够不脱离具体的审美意象，又寄寓了某些哲学内涵，给人以关于社会、自然、人生、心灵等各方面的道理。

　　可是这些道理，不是像老夫子或者道学家那样，通过喋喋不休或是推理论证而得出，他“以形象来思考，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他的诗歌是感情和理性的粘合剂。

　　秦观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黄庭坚也说：“吾闻斯人，深入理窟。”都是突出强调东坡居士的哲学造诣。相信看完下面要说的苏轼的这些哲理诗，一定也能够让你在人生的困顿和沉浮之中豁然开朗。

　　东坡居士的哲理诗，主要是围绕着人生问题展开，抒写多舛人生的偶然性、有限性、缺憾性、悲剧性；而不同于其他诗人的，是他在涂抹苍凉底色、流露感伤意识的同时，提供了心灵解脱、形神超越、清旷闲适、自在悠然的独特体验。

　　诗人以审美的眼光、辩证的思维,观照社会事物、自然现象，体察、感悟人生，进而上升为哲思理趣，转化为诗性智慧。诗词为哲思提供了展现智慧的平台，哲思使诗词获得了升华的阶梯。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字子由)同时考中进士，时年分别为二十二岁与二十岁。（苏轼、苏辙与其父苏洵被后人称为“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五年后，苏轼获授大理评事凤翔府(在今陕西)签判，十一月动身赴任。苏辙伴送至郑州，回京后，写了一首七律。苏轼遂步韵作和，写了《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首诗的前四句巧妙地以形象、生动、新颖、奇警的鸿雪意象,譬，喻人生漂泊无定、聚散难凭的经历，蕴含着深刻的哲思，此为全诗的重心所在。

　　说它“巧妙”,在于苏辙原诗“共道长途怕雪泥”之句,只是忆及当时旅途泥泞难行,充其量是暗喻人生道路、生命历程之艰难;

　　而苏轼则机敏地把“雪泥”作为一种文学意象，抒写鸿雁偶然踏在雪泥上留下爪痕之后，便飘然远引，踪迹杳然，根本没有考虑也没有人知道它究竟飞往何处，后事如何，说明人生去来无定、聚散偶然、命途难测、遇合无期。

　　这样，就把普通至极的事物，化作“雪泥鸿爪”的深刻哲学命题，堪称“点石成金”的神来之笔。

　　

　　这首诗的后四句照应“怀旧”诗题，通过回忆前尘往事，认证并深化诗中蕴含的哲理性认识。

　　旧事两桩：其一，当年兄弟应试过渑池时，那位热情接待他们的奉闲老和尚已经圆寂，留下了一座贮藏骨灰的新塔；而他们共同题诗的寺壁已经坍塌，因而也就无从再见旧时的墨迹。

　　人们惯说“物是人非”，时间仅仅过去五年，竟然不只人非，物亦非了。死者形迹的转换和生者墨迹的消失，两相映衬，言下不无感伤意味。而这恰恰印证了前面的哲学思考：人生多故，世事无常，一如雪泥上留下的鸿爪，雪化泥消爪痕荡然无存，更不要说漂泊无定的飞鸿了。

　　旧事之二，那次进京赴考时骑的马，半路上死了，只好换乘一头毛驴到了渑池。山路崎岖，路程遥远，瘦弱的毛驴累得嘶叫不停。

　　诗中既有对人生萍踪不定、鸿迹缥缈的怆然感怀，又有对骨肉情深的往事的追怀与眷念；在张扬着温馨亲情和浓郁诗意的同时，以鲜活灵动的意象反映哲思理趣，寄意深沉，让人产生共鸣。

　　同样是与子由互通心曲，同样属于心性启悟、人生体验，坡公还写过一首七绝:

　　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

　　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

　　

　　这首诗作于神宗熙宁六年(1073)，东坡时在杭州。诗中对王安石新法有所讥讽，结果被蓄意倾陷他的一些人罗织罪名，连同其他一些诗文告到朝廷，就中有“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的话。

　　诗中与其胞弟坦诚地交谈心事：开头说多年来，我贪位窃禄，恋栈不归，自己感到羞惭难以自适，这是很自然的；那么，值此年丰岁稔之际，你又为什么有所忧愁呢？

　　尔后又由“忘归”生发开去，联系到了《后汉书》中东汉功臣伏波将军马援及其从弟的故实，说道不用等到遭遇“飞鸢堕水”的艰险处境，自己早就想到马少游的告诫，准备抽身引退了。

　　“飞鸢堕水”，出自马援的一席话：“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飞鸟坠落状态)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

　　此前其从弟马少游曾劝告他，但求衣食足用，不必追求高官厚禄自讨苦吃。看得出来，此刻马援对于功名之累已经有所认识。

　　

　　马援（前14年－49年），字文渊，东汉扶风郡茂陵县（今陕西省兴平市东北）人，著名军事家。汉光武帝时，拜为伏波将军，封新息侯，世称“马伏波”。

　　但时隔不久，湘西南“五溪蛮暴动”，年已六十有二的他又主动请缨前往讨伐，结果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他本人也染病身死。设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见好就收，何以至此!

　　马援戎马终生，北征朔漠，南渡江海，“受尽蛮烟与瘴雨，不知溪上有闲云”(明代袁宏道诗)，立志为国家战死疆场，马革裹尸。最后，竟因他在以前南征交趾时，曾经载回一车薏苡粒，以备日后药用，结果被人诬陷为私运明珠、文犀。在“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的情况下汉光武帝勃然震怒，削官收印，严加治罪，这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

　　这样，“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也就成了千秋智者悟道之言，但真正能够记取并且践行的，其实也未必有很多人。

　　子由见到此诗，当即奉和，诗云：“贫贱终身未要羞，山林难处便堪愁。近来南海波尤恶，未许乘桴自在游。”意思是眼前的 *** ，涛惊浪恶，大概你想退隐全身，恐怕也很难做到。果然不久，东坡就遭到了控告、诬陷。

　　不过，在逆境中东坡居士也有着一种洒脱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此心安处是吾乡”便是他的回答。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在坐了一百天的牢狱之灾后，苏轼被贬出京城，并且，此案还牵连到了苏轼的好友王巩，他也被贬出京城。

　　在王巩受贬时，家中原养的几个歌女都纷纷散去，只有一位叫柔奴的歌女甘愿陪着王巩随行到岭南。元丰六年（1083年），王巩奉旨北归时路过黄州去见苏轼，柔奴为苏轼劝酒。因为柔奴家本在京师久居，苏轼便问她：“广南风土，应是不好？”

　　但柔奴却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受感动，遂作了一首词《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来赞美她：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琢玉郎”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用来形容他的姿容美如玉，这里是苏轼在形容自己的好友王巩。又用“点酥娘”、“皓齿”来描述柔奴的肤白貌美、明眸皓齿。

　　通过“自作清歌”能使“炎海变清凉”来描写柔奴歌声的美妙，清亮悦耳的歌声从她口中传出，让人感到仿佛有雪片飞过，使炎暑之地也能一变成为清凉之乡。她的歌声使王巩原本政治失意后忧郁苦闷的坏心情一扫而光，反而变得超然旷放、恬静安详。

　　在苏轼看来，美好超旷的歌声发自于美好超旷的心灵。柔奴跟随着被贬的主人前往荒芜之地，虽然历经磨难，归来后却依旧能笑容满面，青春焕发。

　　苏轼不仅仅在赞赏她高超的歌技，更是在赞颂她广博开阔的胸襟。如果没有身处逆境却能安之若素的可贵品格，她又怎么能做到这样？

　　最后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化用了白居易“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杏》)和“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初出城留别》)的诗句，又带有王巩和柔奴遭遇的烙印，铿锵有力，警策隽永。

　　这不仅是对柔奴的高洁人品和随缘自适的旷达乐观的歌颂，同时也抒发了苏轼在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旷达襟怀，寄寓着苏轼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

　　东坡居士关于人生感悟之类的诗作，有许多反映在旅途中。如《慈湖夹阻风》: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

　　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

　　

　　诗人于哲宗绍圣元年(1094)六月，被贬英州(今广东英德)，南行乘船至当涂北慈湖夹时，为风浪所阻，遂有此诗。诗人躺在船上,气定神闲地观看着天边月落的地方，云横千丈，一色皎然。

　　啊，天将破晓了！这时，但见经验丰富的老船工急急爬将起来，观察一通四周的风势，尔后紧急呼啸，借得半帆清风，迅速开船赶路。

　　行进中，前方突然进入了江流险段，老船工处变不惊，暂且傍着临江的小村，驾船行驶，倾斜摇荡着渡过了险滩。应该说，这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但诗人却说，仔细一想，要说风险又何止此处，人世间哪里不是满布着峭壁危岩呢！

　　最后这句“人间何处不巉岩”，为诗人的椎心泣血之语。既是此次艰险旅程的真实写照，更是他仕途中屡遭贬谪、历经忧患的概括性、形象化的书写，体现了诗人旷怀达观、履险如夷的精神境界和直面现实、不避艰险、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诚如清人汪师韩在《苏诗选评笺释》中所言：“荒湾旅泊，却写得即事可喜。读此数诗，足以豁尘襟而通静照矣。”

　　坡公写过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宋元丰五年(1082)三月，坡公有黄冈沙湖之行，途中遇雨，因未备雨具，同行者遑遽万状，唯先生步履从容，泰然自若。此词即抒写其雨中的独特体验，其事固小，而寄寓深广，颇富哲理性。

　　就在三年之前，先生“愠于群小”，以所作诗文“语涉谤讪”，而遭逮捕下狱(即所谓“乌台诗案”)，后被流放到了黄州。虽历经磨难，而其心境仍如此宁静、超拔，且吟且啸，缓步徐行，显现出内外宇宙之和谐统一：人事既“一蓑烟雨任平生”，大自然便“也无风雨也无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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