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客观地去看历史,中国文化真的一直脱离于世界潮流之外吗?难道只有重回相对隔绝的状态,才算真正延续了我们的传统?而我们的传统真的独特到不能与时俱进、不能与人类文明相互交融?
2011年,时逢辛亥百年,著名学者秦晖应媒体之邀开了个专栏,就中国“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许多问题谈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到了2014年“一战”百年、2015年新文化运动百年,秦晖又写了些相关文字。这期间还对太平天国与近代中日关系也发表过意见。所有这些看法其实都来自多年以来秦晖对近现代史的一个宏观构想,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锱铢积累,于是便有了这本《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虽是文集,体例不一,但其中思想含量,足称今年出版的精品。
《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 书影
如何“走出帝制,走向共和”?如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何以发生?
对于传统,让几代中国人感到纠结:以前曾对传统完全骂倒,后来有一种倾向,又将传统无限吹捧,认为中国一直很先进,甚至到 *** 战争前夕都很先进。由此衍生出儒学热、国学热、传统热等等,俨然只有退回过去,才算真的找到我们自己。
然而,客观地去看历史,中国文化真的一直脱离于世界潮流之外吗?难道只有重回相对隔绝的状态,才算真正延续了我们的传统?而我们的传统真的独特到不能与时俱进、不能与人类文明相互交融?这种虚假的自负曾一次次坑害了中国文明,为何今天依然会有人对这种狭隘、封闭的思路如此执着?
说到根上,在于误读了传统,看不到它真实的优点与缺点,看不到它长期演进的过程。
秦晖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要抓住一头一尾两大变局——从形成我们主要传统的“周秦之变”,到历时百余年的“晚清以来之变”,这才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从而看清未来方向。
百代都行秦制度
这些年来,近代史新材料越出越多,对近代这一百多年的演变,反而变得模糊了,甚至古代史也模糊了。比如“帝制”,一开始有人说革命不好,更好是君主立宪,后来有人干脆说君主立宪也没什么必要,帝制就很不错。
我觉得:很多人把所谓中西文化冲突严重地放大了,这里头基本上没有什么中西文化冲突,当时那些人对西方治理方式很感兴趣,基于中国人传统的道德,他们也认为这个好。
中国历史说穿了,就是一头一尾两场转型、剧变,后面这场从晚清开始,即怎么走出帝制,或者说怎么走出秦制的变化。而前面这场,则是走入秦制的变化,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所谓的“周秦之变”。
“周秦之变”影响很大,因为从周到秦几百年间,当时有良心的人都觉得这个社会普遍道德崩溃,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秦制以前的社会是小共同体本位,就是熟人社会,最简单的小共同体是家庭,再放大可以说是家族,有非常稳定的人身直接交往,不仅中国这样,世界很多民族也是这样的,中世纪有一句成语,叫“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马克思讲中世纪的关系是“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这个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被撕掉,变成一种很冷酷的关系,有两种可能,一是被后来的市场关系撕掉,另一种就是我讲的秦制。
秦制逻辑的虚假平等
秦制的逻辑就是“为了主人的主人,可以杀主人”,最极端的是为了皇上可以杀爹杀妈。
这个逻辑是为了皇上一元化控制社会,它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本来这个社会有很多很多的小主人,都有他们的依附者,从近代眼光看,这当然不是一种理想的关系,但亲情是有的,所谓的“温情脉脉”是有的。可后来,一个更大的主人把其他主人一扫而光,这么一来,好像很平等了,因为只有一个主人,其他人都成了奴才,人与人之间没有所谓的主奴关系了,一个宰相和一个乞丐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对皇上来讲,杀一个宰相和杀一个乞丐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这样的大主人和原来的小主人之间区别在哪里?更大的区别是这个大主人大家不认得,所以有非常残酷的民变,元代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大主人和原来的小主人更大的区别在于他跟普通人没接触,只能用官吏来管理。
而官吏本来也是皇帝的奴才,和被管理者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他们受宠,而普通人不受宠。讲得简单点,秦制的特点,就是唯一的主人用一些他受宠的奴才去管理那些不受宠的奴才。
不忠君而忠权
秦制之所以存在几千年,因为它的确有效,说穿了,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文明人斗不过野蛮人,选择手段的人斗不过那些不择手段的人。
凡是秦制和周制发生冲突的地方,周制一般都是输的,秦制从来都是赢的。这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如此。
中国有两千多年秦制传统,走向君主立宪自然更难,因为与那些有真正的封建传统的国家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当时中国人并不真正的忠君,他们只是害怕皇上手中的权力而已,一个当官的,如果他没有了权力,立刻“墙倒众人推”,谁还会尊重你?
晚清有个刘锡鸿,这个人在朝堂上很保守,但日记里很开放,他在英国当大使时说:英国才是真正的忠君,因为国王没什么权力,忠他不能给你什么好处,不忠他也不会杀你的头,但英国人还是很忠于他,这才是真正的忠君。
而清末时,人们并不真的忠君,忠的是皇上手中的权,是“有奶便是娘,有枪便是王”,养成这种习惯后,君主立宪真的很难搞。辛亥以后的《清室优待条例》,应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虽然不是君主立宪,但朝廷在紫禁城中一直存在,对他们优待,可结果怎么样了呢?后来就被赶走了。
没传统不是什么大事
我想,如果中国当年真的搞了君主立宪,除非新政权一开始带来太平盛世,否则一遇到麻烦,马上就会有人说不彻底,接着就会把皇上赶走。
中国近代化的确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我们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遇到很多挫折,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从晚清一直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西方各国从领主制走向所谓绝对主义,又从绝对主义走向现代社会,也是花了几百年。所以这个历程我们是必须经历的,无论从世界潮流来看,还是就中华民族本身的价值观念来看,这都是必须经历的。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一直都有所谓的“飞天”传说,比如敦煌中的那些“飞天”,可见人类有一种盼望飞行的传统。但是你说飞机是每个民族都自己发明的吗?当然不是。
没有传统,可以转化为两个问题:一是说中国古代早就有了,继承那个传统就可以了,现在很多新儒家就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当然不是,不仅中国不是,英国人也不是。另一是说,没有这个传统,我们今天就不能造飞机和坐飞机吗?晚清人们在经过思考后发现,别人好的东西,其实也符合我们的普遍理想,和我们的传统并无冲突,只是有些人肯讲出来,有些人只是在私下嘀咕或者在喝酒时说。
不必神话科举
今天很多人都在说科举考试好,如果是小共同体社会,它是成立的,但在大共同体社会,根本行不通,因为这么做肯定会形成小圈子。所以后来搞出来的东西,在两个原则上截然相反:
之一,根本就不是乡举里选,而是朝廷对所有的士子进行中央的直接挑选。
第二,挑选的原则根本跟道德无关,何怀宏先生说科举制度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智力测验,所谓的八股文就是有这个优势,测不成道德,但傻瓜绝对做不成八股文。而且唐太宗讲的选的是英雄,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从来没有说“天下良善入吾彀中”。
很多人说,一搞科举,这些人就忘了乡里。实事求是地讲,人是比较复杂的,没有乡里推荐的制度,不见得就会真的忘了乡里,很多乡绅还是有乡里观念,不过相比于察举征辟制和九品中正制,这些人的小共同体意识的确淡得多。
晚清之所以废科举,你看一下废科举思想的渊源就会知道,一直有很强的呼声,这个呼声不是来自西方,一直到晚清,讲废科举最重要的理由还是败坏道德,甚至说科举不废,儒教会垮台。梁启超甚至还说,《孝经》是儒家最基本的东西,现在都忘了,因为不考这个东西。可西方会不会因为不考《圣经》,这些人就不读《圣经》?显然不会。
勿为兴儒而谬赞秦制
汉代王充说,儒和吏的冲突很大,儒就是乡绅,吏是刀笔吏,为皇帝办事的人,大家现在都觉得吏有用,儒没用。所以王充说“吏有所短,儒有所长”。后来科举制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把儒和吏合在一起,问题合在一起,但科举制度最成功的一点,是把儒给吏化了。
儒的精神一直有,所以晚清“从周仇秦”情绪的再度崛起。我并不认为法家化的过程就把儒家传统给消灭了,但坚持古儒传统的人,的确和秦制间一直有很强的张力。
对于“五四”,特别是“新文化运动”这些人,他们的“荆轲刺孔子”值得反思。但反过来说,那些声称自己是儒家的人,他们颂孔子是假,颂秦王是真,这一点也必须反思。
“五四”时代对抗新文化的所谓儒家,其实真不像是什么儒家,比如康有为,在戊戌时代和谭嗣同区别不是太大,讲三代如何好、秦制如何坏,可到了民国初年,他有两点非常异类:
之一,迎合了反家庭气氛,搞了个《大同书》,主要观点是不应该有家庭,子女应该公有,应该解散家庭,甚至夫妻都可以随便组合,所有子女归国家管,家庭不应该存在,这在儒家传统中,是大逆不道的言论。
第二,在1913年前后,发表了一篇东西说三代不好,是封建,封建是不平等的,到了秦汉就平等了,秦汉去封建,人人平等,这个说法在儒家看来,也是大逆不道。
陈独秀对康有为的批评非常对,尊孔是假,想当大官是真。
皇权真的不下县吗
有些人说,汉代以后,朝廷不太管乡里,所谓“国权不下县”,我专门写过一篇东西表示不同意。实际上,古代乡里提供公共服务,官员的确不再修桥架路,乡绅出面张罗这些事,当官不出面管。可官员管什么?“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在这里,很多人把问题给搞混了,官员行使权力和官员承担责任,在传统制度条件下彼此分割,权力无穷大的官员可以不承担责任。有些人说秦始皇是小 *** ,因为可以随便株连九族,可以把全国几十万的人一下子修长城和修骊山墓,把中国相当部分人口变成劳改犯,可你听说秦始皇搞过义务教育、全民医保、养老基金吗?他只行使权力,不提供服务,而这恰恰是秦制更大的问题。
有些人说明代万历皇帝20多年不上朝,多么自由放任。其实这只能说明他根本就不负责任,可他不行使权力吗?万历皇帝在不上朝期间,照样派了很多太监跑到各地去收苛捐杂税,到处都是民变,即使按照明代的法律,这些行为都是非法的。现代国家领袖20多年不上班,老百姓能答应吗?可万历皇帝就能。所以所谓的专制,就是权力是无限的,但是他的责任不可追问,想不上朝就可以不上朝,还可以派出太监去抢你的东西,这和他不上朝一点矛盾都没有。
现在很多人居然写了很多文章,说万历皇帝是一个无为而治、自由放任、无 *** 主义者,我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更大问题是把权力和责任完全搞混了。老实说,旧时代不要说 *** 在基层不承担责任,在县以下又办了什么福利?也没有。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下不下县的问题,而是有权力而无责任的问题。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农民史研究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等职,曾获中国高校教师霍英东奖。(文/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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